诺奖与减贫

诺奖获得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右)与/p p  埃丝特迪弗洛夫妇。图/视觉中国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右)和埃丝特杜弗洛 照片/愿景中国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发展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班纳吉、杜夫洛和哈佛大学的克雷默。 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可以包罗万象。教育、卫生、性别平等、家庭决策几乎包罗万象。然而,贯穿这些复杂主题的主线是减轻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及实现社会“机会均等”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做出了各种努力,如始于1972年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建设小学的政策,南非政府惠及所有55岁以上人口的全民养老金计划,以及印度任命女市长的政策探索。 埃丝特杜弗洛早期的文章侧重于评估这些政策的影响。 这些政策通常是“一刀切”。这种让人们“别无选择”的政策实际上提供了类似于“自然实验”的机会,并允许经济学家将因果关系从复杂的事物联系中分离出来。 Duflo和Kremer及其合作者还将这些政策分析研究的设计方案总结成文章,这些文章已成为许多经济学初学者的参考。

对精确估计的需求使他们不满足于对这些“准自然实验”的政策分析,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验经济学领域。 发展经济学家进行的实验通常被称为“实地实验”。这些实验的实践是随机选择个体组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在(实验设计者)控制的实验环境中观察这些个体的行为和相应的结果。通过比较两组结果的差异,可以评估实验或干预的影响。 例如,克雷默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三次去肯尼亚的小学向学生分发驱虫剂。 克雷默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服用驱肠虫药物可以降低学生的感染率和辍学率。 从长远来看,当年服用驱肠虫药物的小学生长大后更有可能工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他们发现女性的非农业就业率有所提高,农业领域的女性也从传统作物转向了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 这些发现表明,服用驱肠虫剂提高了实验组的福利水平 杜弗洛和班纳吉甚至在印度建立了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自2003年成立以来,日本伙伴关系组织在不同地区的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和政治领域开展了各种实验。 对这些实验的评估为减轻贫困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然而,实验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一直受到批评。 主要批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首先是批评他们“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更准确”的估计只不过是世界银行顾问的工作,而经济学则注重对人类动机和行为选择的研究,因此实验方法不足以对经济学做出足够的贡献。 第二,很难从实验结果中得到明确的政策含义,因为实验结果受到实验的具体环境的很大影响,例如免费分发驱虫剂和蚊帐的实验,在非洲地理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很难推广到其他不同气候的地区。 这使得实验的意义非常有限。 另一个相关的批评是,由于资源、法律、伦理等的限制。可以进行实验的场合大多是特殊和有限的,例如随机分发校服、蚊帐、教具知识等。如果把它放在减贫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下,它似乎太边缘化了。 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家迪顿发表了这一评论。 第三,经济实验不同于自然科学,每个环节都是由人进行的。 然而,实施者始终难以保证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使得实验经济学中估计准确性的优势备受争议。

针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的批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 例如,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不仅评估了驱肠虫剂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设计实验进一步分离和评估不同水平驱肠虫剂功效的外部性。即使没有直接获得驱肠虫剂的儿童,他们也受益于其他儿童传染性的降低。 实验经济学的另一个发展和演变方向是从更大的角度将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嵌入到研究中。 例如,杜弗洛和她的学生研究了学生学习水平对他们自身表现的“同伴效应”。 杜弗洛的假设是,尽管努力学习的学生可能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和鼓励,但教师倾向于将教学水平向努力学习的学生倾斜,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一定受益于“学习困难的环境” 在验证这一假设的过程中,杜弗洛采用了实验分析的方法。

在发展经济学和相关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表近年来被广泛引用,并影响了大量关注人类行为和动机的文章。 越来越多的研究利用现场实验不仅评价结果,而且通过多层次随机分组,希望能揭示实验干预的机理 更经典的例子是德拉维尼亚、李斯特和马尔门迪尔在2010年的设计。 他们提出了人们为什么做慈善的问题,不管他们是真正无私的还是害怕社会压力。 他们派了一些募捐者将目标社区的家庭随机分成两组。 一组人直接敲门筹款,而另一组人留下一张便条,说明何时开始筹款。 他们认为真正想做慈善的人不会躲着募捐者,留下便条只会让他们更多地呆在家里,等待捐款。 然而,不幸的是,随机测试的结果显示,音符组的捐赠少于敲击组。 这些尝试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复杂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有一个新的理解。

班纳吉和杜弗洛写了一本书 《贫穷的本质》,将他们关于贫困的研究成果与采访和实验故事结合起来。 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跳出具体实验的细节,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展示一幅生动而详细的贫困图景。 例如,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庄,当拜访一个贫穷的家庭时,劳动力的缺乏和家庭孩子的严重疾病使得家庭无力支付最基本的营养和治疗。我父亲躺在床上,看着全家人被贫困吞噬,但即使没有卫星信号,家里还是有一台电视机,这模糊地显示了一家人对娱乐的渴望。 不仅在印度,而且在其他贫困地区的家庭,仍然有大量的娱乐、酒精、烟草和节日支出 也许这些生活在每天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极端贫困,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花掉每一分钱。也许,即使他们在底层挣扎,他们仍然需要点燃一支烟或打开电视开关,以唤起一点生活的希望,并保持他们最后的尊严。

但是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 实地实验减少贫困的方法是基于对真实情况的内部机制的深刻理解。然而,如果经济学家不知道世界的实际运行机制,他们就无法设计相应的实验来检验其运行机制。 特别是在减贫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问题。设计实验的经济学家可能不知道贫困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批评。 每个不幸的村庄和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幸,可以用简单的分组实验来概括吗? 因此,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感到书生气和缺乏人文关怀。

关于诺贝尔奖、实验方法甚至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将会继续。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减贫努力也在继续。 迄今为止,中国的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 无论是否使用实验方法,中外学者也在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智慧来理解和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减轻贫困和实现公平起点的必要途径。这也是每个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编辑:苏琪)